这个世界不快乐。它不快乐是因为不知道何去何从，也因为它怀疑如果真的知道，也只是知道它将迈向灾难而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乔治·蓬皮杜临危受命继任法国总统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针对当时国内外情势发表了一番感言。

前任总统戴高乐执政后期，二战结束以来欧洲重建复兴持续近30年的“黄金岁月”已近尾声。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法国民众较高的生活水平难以为继，逐渐流露不满情绪。日益凸显的各种社会问题及不公待遇，激发青年学生和左翼工人团体在首都巴黎及更多大中城市举行大规模抗议运动，1968年5月前后达到高潮，史称“五月风暴”。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如同战场一样的巴黎王子大街。

此时，法国政坛保守右翼势力趁机介入，阻挠政府通过新的社会改革方案，引起严重政治危机，戴高乐不得不于1969年4月宣布辞职，由曾任总理的蓬皮杜火线接班。

二战中带领法国人民坚决抵抗纳粹德国侵略并最终收复失地的戴高乐，笃信法国内政外交拥有自主权，对战后以美英为首发动的东西方“冷战”一直持保留态度。1964年他宣布法国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66—1968年间又主动出访“铁幕”那一边的苏联及罗马尼亚等东欧各国。蓬皮杜继任总统后延续这一东西方和缓政策，尽管年过古稀且身患重病， 1973年9月（他去世前半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的第二年）仍坚持长途飞行抵达北京，成为法国也是西欧第一位在任国家元首访问新中国。

西欧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当代中德关系的开拓者和推动者赫尔穆特·施密特，也是在暴风雨最高潮时登场的欧洲领导人。他1974年出任联邦德国（西德）总理后对国际时势的一番质疑，同样耐人寻味：

我们社会的未来，是不是会因为缺乏原料而受的伤害较少，而因为普遍缺乏历史意识，各国不能彼此结成伙伴，所受的伤害较多？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巴黎和波恩庙堂之上的欧洲政治家为世界和解忙碌奔走之际，古都罗马也有一批处江湖之远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绞尽脑汁关注人类面对的困局。就在“五月风暴”席卷法国、波及欧洲的1968年，罗马俱乐部成立。它是一个以研究全球性问题为己任，并因经常发表悲观论点而著称于世的国际学术团体，先后公布近10部研究报告，影响最大者是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

《增长的极限》中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注意力集中在非再生自然资源如石油的挥霍滥用上，警示大规模工业化促使各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已导致工业废物等副产品呈现几何级指数增长（通称“翻番”），不断污染环境，严重威胁生物圈吸收消化的能力。

1979年罗马俱乐部又发表报告《学无止境》，由分别来自北美、东欧、北非三地，并长期致力于未来研究的作者执笔。他们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特金，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马利察（曾任罗国教育部长、时任驻美大使），摩洛哥科学院院士兼国际未来可能性研究协会主席埃尔曼杰拉。

这份报告指出，大多数人从自然方面来设想浪费，诸如资源、能源或金钱的浪费等，但另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浪费，很可能给不同地域人群之间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差距，带来更为严重的影响，那就是对人类学习潜力的浪费。报告中写道：

不仅把人降到边缘地位的资源滥用会造成浪费，没有充分利用或忽视人的能力同样会造成浪费。在最坏情况下，忽视人的智能，将使无知和贫困得以不断循环，数量多得令人难以接受的人群，发现他们连最起码的用来发展自身学习能力的机会，也被剥夺了。还有许多人在现行教育体制中学习时，被严格约束和限制在远远低于他们的应有能力或社会实际需要水平以下。

尽管全世界的注意力都放在减少文盲上，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超过了每年投入文化学习人数的增加，文盲仍然是年复一在加剧的社会苦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1980年有八亿二千万成人文盲，占了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文盲问题不仅表现在数量的逐渐增长上，在性质上的后果也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大多数不能读、不能写的人口被更深地卷入了全球危机。

20世纪60年代非洲加纳青年乘坐的汽车上打出口号：“年轻真好”。

该报告还特别提醒，第二种较不为人知的“文盲”，已开始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出现，且人数正持续增加：

最近(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美国的调查表明，大约二千三百万成人，占全国总人口10%，从功能上来说是文盲，即所谓“功能性文盲”。他们读和写能力不足，难以申请工作。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美国13%的十七岁在校学生，还没有具备参加社会日常工作的阅读能力，其中拉美裔和非裔学生这一比例高达30%。

在校受教育出来的文盲是一种双重浪费，中小学阶段整整十二年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失去了，个人和家庭不得不承受悲剧性后果。这些“功能性文盲”被迫滞留在依靠文字运行的社会的最边缘地带，他们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害怕有一天被人发现自己暗藏的耻辱。

在这份报告中，也将科学技术学习共享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扼要概括为两个词——“分配不当”和“方向失误”：

可能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分配不当（各国内部，特别是各国之间）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北方工业国家占世界科学技术支出的95%，而南方发展中国家仅占5%。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能或还没有给予科学技术研究以充分的优先权，它们在这方面的支出平均每人二美元，而发达国家的人均科研支出超过前者五十倍。此外，由于第三世界提供数量日益增多的合格人力，间接资助了北方在科技研究与开发上所作投入的相当大一部分。

该报告引用三年前（1976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报告《重建国际秩序》中的估算数据，“人才外流”每年导致发展中国家损失四十六亿美元，并直截了当地指出：

这种不平衡还体现在更多方面，如科学技术可能是“民族主义的”，不同国家国际声望和自身实力的差异，导致科学的国际分裂，而科学本身又进一步被各个学科所分裂，两极分化达至极端就会爆发冲突。特别是涉及敏感的军备事务或知识产权时，科学技术交流将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保密和隐瞒情报，更是大大削弱作为社会学习工具的科学技术合理应用的两个主要障碍。

对特定群体以及个人来说，把社会分裂成通晓科学和不懂科学的人，是不可能不冒严重对抗风险的。

法国巴黎：激情澎湃投身“五月风暴”的一代青年。

（本文配图均为法国著名纪实摄影师马克·吕布“眼中的世界”）

细读将近半个世纪前写出的上述报告，深感这些富有责任心与全球关怀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们，观察之敏锐与批评之深刻，掩卷沉思，极目远眺，不由得再回头品味，同一年代那些明智的欧洲政治家对世界未来何去何从的忧心忡忡。这一切都在激励满怀热望、面向未来的青年一代：

要有历史意识，彼此结成伙伴，世界才能避免灾难，变得快乐起来。

(编辑：谭洪安 校对: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