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等深线》记者 张靖超 上海报道
“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已经从五年前的29个国家31家电影机构，发展到目前的48个国家55个成员机构。这是2018年至今，“一带一路”电影周和“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交出的一份数据。
《等深线》（ID：depthpaper）记者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以下简称“上影节”）组委会了解到，2018年6月，上影节组委会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一带一路”电影周。“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的目标是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以影片互荐、影人互访为核心，共同提升电影策展能力、促进电影人互相了解、推动电影合作项目、探索电影节未来发展模式。
上影节是华语地区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国际A类电影节，凭借自身在华语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过去五年让“一带一路”电影周和“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了良好口碑，不仅让中国观众、电影行业从业者看到了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影艺术，也让中国电影行业从业者在国际舞台有了更多登台展示、深入合作的机会。
“一带一路”电影周被创办的第一年，爱沙尼亚塔林黑夜电影节增加了“一带一路”电影巡展活动，尔冬升监制、李雨禾导演的《提着心，吊着胆》和张杨导演的《皮绳上的魂》等影片被推荐到该电影节；上影节2019年合作引进第一部黎巴嫩影片——《何以为家》，该片在中国内地取得3.76亿元的票房，当年还被提名为第91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奖；2019年，导演郑大圣当选匈牙利米什科尔茨国际电影节的评委；演员、制片人赵涛在2022年4月也成为非洲最具声望的南非德班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五年以来，类似的交流合作不胜枚举。
上影节方面表示，这些交流合作正是“一带一路”电影周和“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创办的初衷。随着各国电影节之间合作的逐年密切，电影交流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信息共享机制、影片影人互荐机制也在发挥更大作用。
传递“中国故事” 的平台
记者了解到，通过“一带一路”电影周传播的影片是由各个国家电影节的成员推荐，再经过上影节专业选片人遴选产生，以保证影片类型的多元化以及影片制作质量上乘。总体而言，被推荐的影片以艺术价值为主，也兼顾商业上的表现。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中国电影在价值取向上注重求同存异，在题材选择上涵盖家庭、亲情、人与自然等全球共通的主题，在美学风格上已经摆脱了西方商业电影的程式化感官刺激，富有东方美学、民族美学意蕴，给观众充足的品味、回味空间。
《报告》还显示，“一带一路”巡展机制所展映的中国电影类型中，少数民族题材占比最高，达到31%，家庭剧情题材达到28%，位居第二。此外分别为爱情、悬疑、武术、女性、奇幻、传记，占比分别为10%、10%、6%、6%、6%、3%。
“比如《柔情史》讲述的是一对母女的故事，《我的姐姐》是家庭亲情题材，《阿拉姜色》是西藏题材，通过一家人独特的拉萨之旅来探讨生命的意义，《莫尔道嘎》讲的是东北一个伐木工人保护原始森林的故事。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在关注国际流行思潮与世界性议题，所以能够获得跨文化传播的共鸣。”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广播电视学系主任唐俊表示，经过访谈问卷，可以确认这些电影能够获得成员机构和海外观众的欢迎。
部分国内电影人乃至一些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也产生了将自己身边的故事改编成电影并走向海外的想法。
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一家文化企业工作的王女士，一直在“一带一路”电影周展映中关注喜欢的作品。“我是做线下戏剧的，看到‘一带一路’电影周这个平台，我希望未来自己的戏剧能够形成IP、改编成电影，也来参加巡展、参加比赛。”王女士说。
上影节总经理何文权这样概括过去五年联盟成员对交流合作所进行的努力：“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性较大，要想形成一致性的行动是有困难的。有的代表方提了很多建议，除了加强沟通和联系之外，我们也在思考，在某些特定范围内，形成一个目标相对一致的合作，这个范围可能不是目前所有的55个电影机构那么多，或许是其中的几个。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有一些目标比较明确的项目可以先行启动。已经有一些合作方明确表示‘我可以做什么，在我的节展上可以做什么，比如说可以送五六部甚至更多的中国电影过来，我能帮你落地’。也有合作方表示‘我一定要考虑清楚你送过来的片子是什么样的，我要通过怎样的方式告知我所在国家的观众、通过什么方式来观看、最后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其实，联盟成员都在用心思考彼此之间应该如何加强合作。”
唐俊建议，中国应该尝试在西方主流电影节话语评价体系之外，建立一个全新的评价电影的话语体系及平台，增强我国在国际电影市场的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
聆听“世界声音”的平台
“一带一路”电影周和“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在对外传播中国电影声音的同时，也在向国内的观众展现世界的多元性。
2023年6月13日下午4时许，上海百丽宫影城，卡米拉·安迪尼导演的影片《尤妮的婚途》正在放映。这是这位印度尼西亚导演执导的第三部电影长片。
记者了解到，卡米拉·安迪尼往往聚焦于印度尼西亚本土，影片语言多为当地语言，但语言的不同并未妨碍这位导演和她的作品在华语地区传播。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直以看好莱坞电影为乐，因此，我们曾经认为所有电影都是好莱坞风格的，但后来我发现并非如此。我们有自己的多元性，创作过程中完全能打造出与好莱坞风格不同的作品。”卡米拉·安迪尼说，“尽管我们的文化存在差异，但也有许多共通之处。在印度尼西亚有300多种不同的方言，我们利用这些方言，通过手势和微妙的文化信号来表达和传递情感，我认为通过这些方言能够展示电影的多元性。当我创作电影时，总是使用当地语言来制作电影，让我感到非常惊喜的是，无论使用何种语言，很多观众都能轻松地与当地故事建立情感联系。我们都能够相互理解。因此，我认为这不仅仅适用于印度尼西亚，而且具有全球普适性。”
中国电影资料馆策展人沙丹认为，在国内做电影节展，把自身的主体性凸显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功绩。“把大家联合在一块儿，这个过程当中，把大家平时不熟悉的国家的影片放给大家看，这也是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主张，比如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通过电影让观众了解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以及遇到的问题，拿这些问题和我们自己的问题进行比对、交流，这应该是我们把联盟不断做好的基础。”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通过“一带一路”电影周和“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已经有大量国外电影行业人士感受到了中国市场的热情。
“不久前，我还与一个制片人进行交流，并与观众进行了问答。我们讨论了一部与特定地区相关的电影，他对这个电影能否有国际化的机会感到担心。然而，当他去到展映的影院，惊讶地发现影院座无虚席，很多人还要他签名，观众们和他沟通了许多问题。他非常激动，因为他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这展示了电影周最美好的一面，它不仅让观众感受到热情，也让电影人感受到这种热情。”萨拉热窝电影节运营和新业务发展部负责人艾明·哈季奇在2023年上影节上说。
艾明·哈季奇认为，目前不论是欧洲、亚洲，还是北美的电影节，许多在形式上都大同小异，核心都是组织观众和大量电影的放映。“但通过举办两三个小时的论坛，我们能够进行大量的讨论。这对每个人都很重要。”艾明·哈季奇对上影节通过组织举办诸多论坛促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人交流的方式颇为称赞，“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致力于这方面工作，市场会发生变化，电影也会变化，但我们对于文化的感受以及文化交流的重视是不变的。”
“一带一路”电影展上，克罗地亚电影《安全领域》映后，导演与中国观众见面交流。 受访者供图
唐俊认为，“一带一路”电影周内容传播的价值意义在于，发现一些在其他国际电影节平台上难以看到的优秀电影，因为“一带一路”电影周非常多元化，一定程度弥补了商业大片主导下市场机制的不足，构建了突破狭隘的文化圈层的窗口。
“‘一带一路’电影周展映的电影呈现出几个特点：第一是个体命运中的人文关怀，虽然背景不同，但我们有共同的人类命运感；第二是展映的电影有大量家庭叙事，家庭有非常强的跨文化传播、跨国界传播的桥梁作用；第三是多元文化中的共同关切，这就是命运共同体意识，我们都非常关注一些共同议题，比如说社会底层、少数族裔的生存状态、男女平权问题、战争战乱问题、环境生态环保问题等，这也是‘一带一路’电影周展映的重点题材。比如《何以为家》是一部黎巴嫩和其他国家合拍的电影，讲的是一个难民家庭的故事，同时它又关注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感动。这部电影首先被中国观众看到是在2018年的‘一带一路’电影周，又在2019年进行了广泛公映，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效应。”唐俊说。
青年电影人的培养平台
“作为电影人，有时会面临许多困惑和挣扎。在某个人生阶段，我们可能不知道未来该何去何从。通过参加电影节，可以发现有许多电影人面临与我们相似的挣扎和困惑。在这个平台上分享和交流，我们可以探讨如何创作和应对相关挑战等，这是非常宝贵的。”卡米拉·安迪尼说。
2023年上影节期间，来自国内外的多位电影行业从业者告诉记者，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节、电影展除了推动电影文化、产业交流合作之外，培养年轻影视人才也是一大目标。记者了解到，电影项目创投交流和电影大师班是目前多数电影节、电影展采用的针对年轻电影人的主要培养方式。
据何文权介绍，从整个架构上，上影节有短视频、短片、创投、创投训练营、亚新、金爵等六个单元，之后还会推出SIFF YOUNG上海青年影人计划。
“熟悉电影产业链的人都知道，一个成熟的导演成长周期比较漫长。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开始进行创作时往往是短视频、短片，即便是短片也要打磨很长时间，然后才会去创投训练营。”何文权说，“年轻电影人在创投训练营之后会去到亚新。亚新是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板块，在这个平台上，宁浩、曹保平等当前国内知名青年导演都留下过比较明显的足迹，甚至包括一些演而优则导的导演，他们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在亚新这个平台上呈现。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很多新人导演的作品也会呈现在这个平台上。”
从中可以看到，上影节在“一带一路”青年电影人才的培养方面，正在形成一套成熟的体系。
“如果观众在本届‘一带一路’电影周期间观看展映影片，可能有些导演、演员、制片人就在他们左右。整个影展、市场、论坛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么多的专业人士到这里，要完成一系列自己设定的目标，包括发掘新人、合作伙伴以及一些新的项目。此外，展映对很多年轻电影人来说真的是一次业务提升学习的机会。可以说对人才的培养体系已经贯穿在各个板块之间。”何文权说。
记者注意到，2023年“一带一路”电影周新设了“光影带路”工作坊。据组委会方面介绍，工作坊也是青年人才培养的一个新尝试和新突破。工作坊通过邀请来自电影节、电影公司的行业专家与电影人交流，探讨内容创作与国际制片发行相接轨的实践策略，分享经验与展望行业未来。
在第25届上影节的“一带一路”影人工作坊上，国内外电影人进行交流和学习。 受访者供图
工作坊这一全新人才培养板块的设立，也与“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成员——开罗国际电影节不谋而合。
“很多电影节有大师班，会邀请那些大师级导演进行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讨论。在大师班上讲的最多的可能是导演技术、剧本写作，没有涉及其他方面。所以我们就在想，为什么不能往前一步，把青年电影制作人叫来做交流，正因此，我们在2022年启动了这个新项目，也就是工作坊。”据埃及开罗国际电影节总监阿米尔·拉美西斯介绍，开罗国际电影节的工作坊的内容包括如何写剧本、如何执导一部电影等，“我们希望通过工作坊能发掘和帮助培养人才”。
“去年我们工作坊的主题是摄影技术，我们邀请了一位美国的从业者，他做了很多摄影方面的工作坊和项目，我们把他邀请过来，到开罗电影节去做分享。”阿米尔·拉美西斯说，“我们的团队有专门的机制来进行筛选，会产生一个入选名单，之后由导师选择他们所青睐的学生。在电影节结束之后，有一些赞助的项目可以落实下来，并针对工作坊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我想中国电影跟国际同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交流，可以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有更多的中国风格、元素、流派的东西，这才是中国电影走向电影强国的光辉时刻。”何文权说。
探索共赢机制的平台
在“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中，除了文化交流之外，多方形成利益共赢是决定“一带一路”电影周及“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发展壮大的基础之一。
“中国电影市场的观众比较庞大，我们从国外引进电影发行，是有商业逻辑的。我们要分析这些联盟成员的电影，哪些可能会被中国观众所接受。反过来，中国电影怎样‘走出去’，也要分析哪些中国电影契合目的地所在国的观众喜好。”何文权说。
沙丹基于相关方面的工作经验认为，对于整个联盟来说，进行有机编排存在较大挑战，亦即对观众的引导。“目前，中国观众很希望到电影院去补很多经典影片，这跟很多其他的国际电影节不一样。这些国家有很多重要的影片我们并不熟悉，通过一定的引导让观众知道这个电影的价值，是策展人、选片人非常重要的职责，而不只是把电影引入。”沙丹说。
除此之外，沙丹还认为，如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影节等官方大型观摩类电影节，需要在电影编排中同时满足行业政策、电影人、电影产业、电影影迷的需求，承担桥梁的作用。
“现在我们国家商业院线引进的电影主要还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影很少，常常短暂放映一些场次之后就没有继续下去了。”沙丹表示，“‘一带一路’电影周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平台，联盟成员可以非常迅速地和上影节形成联动，把自己的重要作品第一时间带给中国观众，更重要的是能够产生真正的产业性连接，最终形成电影节、电影发行以及艺术影院三位一体的电影生态系统，只有让对方看到这个平台更有价值，才能让‘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和‘一带一路’电影周进一步发展壮大。”
唐俊表示，“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成员也提出加强促进商业拓展的诉求。“这也是成员们提出的重要诉求之一。在这个平台上除促进版权交易、影片发行之外，也有成员提出，是否可以构建一个合拍影片的机制和平台，因为很多国家并没有独立的力量来完成一部精品电影的摄制，但联盟可以尝试成立这样一个平台，包括建立有互助性质的合作基金、给予减免和优惠政策等。”
（编辑：李正豪 孟庆伟 校对：翟军）
